羅貴祥 （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及人文學教授）
幾近十年，湯禎兆初版《亂步東洋》，我那時竟然為他這樣寫序：『從小說家江戶川亂步(Rampo)的名字杜撰出來的書名，甚有意思，但不知怎樣，我居然聯想起好萊塢電影《第一滴血》裡，那個由大隻佬史泰龍飾演的藍保／蘭博(Rambo)形象來。Rampo與Rambo引伸的意義，是不是也有某種文化上的曖昧對照意味？顯然湯禎兆是要借「亂步」望文生義的意念，企圖用「亂」與「雜踏」而不是宏觀鳥瞰與系統化的書寫策 ，去拆解與分析日本文化。在大量消費東洋文化產品的大潮流下，他游擊戰式地將一些意識形態逐個擊破與非神秘化，但同時亦不排除從「不正途」的路徑上尋找對這些日本人事迷戀的快感根據地。相對而言，Rambo電影代表的卻是一種重構國家身份的大 述，毫不含糊地，是列根／雷根時代保守大右派回朝的代言人。小布殊／小布希當政的〔九十年代〕美國，或許也是這種Rambo文化明目張膽的再生與延續大路。如果Rambo直接了當地展現 大美國的國族身份，如果Rambo的滿身橫練肌肉表達了一種自我紀律約制的人為秩序，那麼亂步卻暗示了湯禎兆在日本文化觀察上對自我身
份的游離，拒絕自制，甚至沉溺放縱。』
把亂步扯上藍保／蘭博，只證明了我這個「不知日者」的無知，亦反映了凡事以西方文化作為參照的無理標準。隔了這麼一段時間，《亂步東洋》已經修訂發展為《日本變容》；知日的湯禎兆固然對日本文化一往情深，繼續觀寫它的跳躍脈動。而我呢，過了這些歲月，對日本的認識，可又有甚麼增長？或甚至是減退？當中國經濟體在數字上已經超越了日本、當中日關係過去十年至今冷冷熱熱的也好不到哪裡去，作為中國一部份的、可能曾經也算是個哈日城市的香港，對日本，還有甚麼角色可演？
已故的日本中國專家溝口雄三先生，曾經這樣形容從中國（應該也包括香港吧？）大批湧到日本的研究者、留學生：他們都說為學習日本現代化的成功秘訣而來，但是，現代化在他們的意識裡，只是不折不扣的西化。換言之，近代日本和中國之間總是以「西方」作為媒介或者視角，而不少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以西方的角度、標準來看待中國和日本的現代。溝口感歎，這些聲稱要研究日本現代化的人，其動機
到目的是徹頭徹尾地以自我為中心，只關心中國要怎樣「現代化」。然而，反過來對日本無限憧憬、批判中國的現代，關心的也不是日本現代化過程的實際情況，同樣是以自我為中心。
要認識研究一個文化，自我中心地學習、批判或憧憬的態度都不行，那溝口先生有甚麼好提議呢？似乎他是以自己研究中國的方法，為我們提供一種範式：「赤手空拳」地，不帶既定的價值觀念與期待，接受與自己意識不吻合的事物，走進研究對象的世界裡，去解開與我相異甚至相反的他者之謎，並且要打破在無意識中支配著我們的「西方就是一切」的扭曲標準。
說易行難，客觀現實的糾纏真的可以讓人拋開自己特定的視角嗎？學術的理想化期許，在昏亂變動的日常文化生活與交往中，能夠應用得上嗎？而且那種「赤手空拳」、不帶偏見與期望的方式，如果沒有了對認知物的熱情，我想，最終必不能真正改變自身，只是虛空的方法一套。
湯禎兆這個東洋觀察者及旅人，表面上似乎難以做到溝口先生所定立的客觀性。他對分析對象的投入熱情度，令他自嘲自己是個「狂迷」、「小粉絲」，彷彿是要為他的分析對象豎碑立典，是日本通俗文化經典化的共謀。實情他是知道自己無可救藥地中了所觀察事物的迷湯，難以純粹擔任理性克制的旁觀評論者角色。不過，真實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。湯禎兆感性上固然不想做單一客觀身份的旁觀者，但在他的文字上卻又時刻浮現著一種理智的自覺性，熱烈沉醉中並非沒有冷靜時候。他不是提醒我們以至他自己「東京是無法鳥瞰的，作為一隱喻性的用法」嗎？也許正正是吊詭地困為距離與阻隔，「更加誘使人家繼續一頭栽進去，以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拼勁角力下去」。感性的迷戀熱情，也可以是靜心反思的動力。
從亂步到變容，湯禎兆加入了更多的日本旅行的切身體驗，但他依然既是觀察者又是投入者，身份立場波動重叠。廣島原爆紀念館的一章裡，他提出了令人深思的曖昧卻真實的歷史位置：
「香港的成長背景令我傾向逃避歷史的沉重包袱，但道德感的呼籲又促使我欲多作瞭解。我嘗試直視自己的曖昧本質，而發覺先前認同於保持沉默的受害者態度，其實也是一種個人的重迭式內心迴響。可否讓我們保留作歷史過客的權利，在堅定執持歷史的是非黑白觀念之餘，仍抱持一種遊走於歷史時
空中的個人緘默權利。」
凝視日本、投入日本，最終的對象可以是日本，也可以不是，但不可避免的是反
照熱情觀寫者的自身。
